认识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女性艺术家和策展人

威尼斯双年展（The Venice Biennale）举办的历史已超过了一个世纪，但只有今年的第 58 届展览，在参加主题展的男性与女性艺术家的人数上达到了平衡。就如其他各界一般，艺术界长久以来都是由男性所主导。

 而正如主题展的状况一样，在国家馆的展览中也有令人惊艳的女性艺术家代表她们的国家来参展，其中有代表丹麦的 Larissa Sansour、代表爱沙尼亚的 Kris Lemsalu和代表土耳其的 Inci Eviner。另外也不乏负责组织策划并拥有杰出才能的女性策展人：凭藉自身的努力成为数次双年展指导人的 Katerina Gregos，此次则负责克罗埃西亚的展出；还有身为作家与制片人的 Nana Oforiatta Ayim 领导及组织迦纳首度的展览。

在今年双年展国家馆的 87 个参展组合中，有 17 组是女性的策展人和艺术家搭档合作，其中有来自沙特阿拉伯、德国和阿根廷等地的团队。为何我们要如此地关切并宣扬她们的事迹呢？因为她们是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进行漫长艰辛的搏斗才得以到达今日地位的。在不到十年之前，Georg Baselitz（学院美术馆将于今年举办回顾展向其致敬）就艺术界的顶尖人士中缺乏女性艺术家的状况提出了一种歪曲的解释：“女性的绘画技巧并不是非常好。这是个事实。”幸好，即使 Baselitz 的观念没有改变，现今的艺术界也正在改变之中。

澳洲

与策展人 Juliana Engberg 合作的艺术家是 Angelica Mesiti，她创作出以非语言交流为探索主题、内容包罗万象的影片装置作品。

“我在雪梨首次与 Angelica 的作品《Rapture》（2009 年）相遇。在那之后不久，澳洲现代艺术中心（Australian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就邀请她来创作新的作品，而我那时正在那里做着艺术指导的工作。Angelica 接着便与我们讨论创作的概念，之后即形成了《Citizens Band》（2012 年）这件作品，在我看来这件作品拥有能立即引起共鸣的感染力。这件作品正如她所形容的一般，充满了人性，充满了与边缘社会的人生全力的搏斗，更展示了一种透过音乐和表演动作来进行交流的方式。这是一种并非以口头表达却能阐述流离人民之境遇的通用语言。这件作品有着清楚的思想观点，并继承了众多澳洲作品中那种倾向于冷酷分析的精神，我发现 Angelica 的作品在思想方面极为缜密，却又有着充沛鲜明的情绪，兼具忧伤与乐观两种观感。她对于那些被迫适应他乡语言与归处等等事物的人们所抱有的同理心，一直是她创作方式的特征之一，而这些特质再次地反映在她近期的作品上－如《Mother Tongue》（2017 年）和现在为威尼斯双年展创作的《ASSEMBLY》。在《ASSEMBLY》中，Angelica 探寻在整个社会开始和谐共存之时我们究竟有哪些需求。Angelica 将我们现在的处境看作是一场危机－民主秩序的瓦解与功能的失灵、对于『异民』的排斥。透过一连串转化诠释的过程，运用诗歌和音乐作为比喻的媒介，Angelica 创作出一件发人深思的作品，构筑出一个多种声音和谐共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或能预见个人与群体引领民主演变至新的层次。她所构想的，是一个由倾听下一世代那满腔热血的话语及行动、以及其中透露出的期待所形塑而成的世界。”

Juliana Engberg 是位生活于墨尔本的策展人与作家。她曾是欧洲文化资产2017 年奥胡斯展（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Aarhus 2017）的指导人兼总召集人；第 19 届雪梨双年展的艺术指导；澳洲现代艺术中心的艺术指导；于爱丁堡、墨尔本和阿得雷德等地之国际艺术节中展演之视觉艺术作品的策展人；以及墨尔本国际双年展（MelbourneInternational Biennial）的艺术指导。

奥地利

策展人 Felicitas Thun-Hohenstein 遇见艺术家 Renate Bertlmann 那探索性欲与色情的作品。

“2002 年时，奥地利艺术家 Carola Dertnig 和 Stefanie Seybold 举办了一场别具创新意义的展览，主题为女性主义与同性恋，并在维也纳进行了名为《Let’s TwistAgain》的表演，其中有展出 Renate Bertlmann 在表演《Pregnant Bridein Wheelchair》（1978 年）时所拍下的照片。我全身心都对她作品中展现出的构想和完整的观感以及激情感到非常震撼。我们之间已有数年的合作，直至今日已产出许多作品。当我有机会越深入她的艺术世界时，我便越着迷于她那对于新知永无止境、义无反顾的渴求，以及透过各种可行的媒介、技法和素材来探索新知的态度。她对于身体意象的执着探索直接反映出流行文化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境况。她的作品带来了无数个探究未来可能性的机会。而其所涵盖的主题并非只有性别，还涉及了一些有关于存在主义的事物，包含精神、灵魂和肉体，以及我们的环境与地球的现状。这一系列的主题在她非常早期的作品之中便已是固定的议题。让 Bertlmann 在今日有如此特殊地位的原因，是因为她从最一开始便运用体态分析和人造义体来探索性自主等无人涉及的领域。早在 1970 年代，她便在探寻同性恋与后人类主义者的观点。这样的做法让她非常适合与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搭建起交流的桥梁并成为他们的典范。Renate 是今时今日的我们所需要的一位艺术家。”

Felicitas Thun-Hohenstein 是维也纳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Arts in Vienna）的教授、以及众多展览的策展人，其策划过的展览包括在第 11 届开罗双年展（Cairo Biennale 11，2008 年）上展出的《Synchronicity》，还有于圣地牙哥加大（UCSD）所属的圣地牙哥大学艺廊（San Diego University Art Gallery，2010 年）展出的《Deep Water Horizon》。

法国

策展人 Martha Kirszenbaum 与艺术家 Laure Prouvost 合作创作出一个将影片与装置艺术相结合的作品，展示她那超现实、充满幻想与双关语句的世界。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 Laure 的作品是在 2012 年：在巴黎一个称作『Shanaynay』的主题展展场中。我对于她在那场展览中表现出的细腻程度非常惊讶，从那时起她便是我心目中想要合作的对象之一。当我在洛杉矶成为『Fahrenheit』此一展演空间的管理人时，我心里便很清楚我会邀她来创作一件专题作品。我认为洛杉矶对她而言会是个很适合让她的拍摄手法有所提升的地方：那次的专题让创作者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而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她第一次创作出一个更具故事性的影片，并找来一群来自洛杉矶都会区的青少年当演员。她为威尼斯双年展创作的影片也具有一点这样的特质－影片描绘的是一次公路之旅，从巴黎的郊区往 Laure 实际出身的北方而行，再到马赛的薛瓦勒理想宫（Palais Idéal du Facteur Cheval，一处位在法国南部、外型奇异的遗址，是一位邮差在 1879 到 1912 年之间建造而成的），最后再来到威尼斯。Laure 在此次专题的创作过程中有实际走访过法国；我们沿路上与 12 名人物相遇，其中穿插了一些超现实与厌离世俗感的文字叙述；她清楚地表明她国家代表的身分，接着再颠覆这种形象。Laure 在作品中对于语言的关注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她总是在各种语言之间切换使用。我对她投注于周遭环境的那份关注也很有兴趣。她的创作方式让她成为一位令人惊艳无比的制片者，而其长处便在于将她的影片作为整个装置作品中的一个元素。在威尼斯双年展中，我们隐隐将作品摆设地有如章鱼一般，就像其柔软的腹部、还有位在触手部份的脑神经和感觉器官一样：我们将影片置于中央进行播放，而各种物件和表演就像触手一般围绕着中央的影片。我很高兴他们选择了 Laure 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而我猜想她真的有经过一番努力为我争取到了策展人的位置。我是一位波兰移民的女儿，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是在美国渡过的，而她自 18 岁起就搬离法国，在法国并没有特别的经历：我们两个可说是身处于法国体系与艺术界的内侧、同时又处在外侧的状态。她是史上第三位代表法国参加双年展的女性艺术家；我们是史上第一组的年轻女子团队，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地激动雀跃。”

Martha Kirszenbaum 是一位以巴黎和洛杉矶为工作基地的策展人兼作家。她创立并负责监督管理“Fahrenheit”，这是个位在洛杉矶的展演空间，也是一项邀请艺术家入住并创作的计划，营运的时间为 2014 年至 2017 年间。

英国

策展人 Zoé Whitley 用文学与艺术家 Cathy Wilkes 构筑紧密的关系，而其创作的雕塑装置作品则将艺术与日常融于一处。

“回想起来，我是在 2007 年夏季、在一场于纽约举办的联合展演中首度看到 Cathy 的作品。《(We Are) ProChoice》当时正在 David Zwirner 艺廊展出；作品的名称明确地吸引了我，而物件安排摆放的方式令我愕然。我那时完全不晓得这位艺术家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 Cathy 的艺术作品并非是为了要将自身的存在昭告于众人。那些从干燥的花朵或肮脏地碗碟中流露而出的哀痛感及遗留的痕迹，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所有人都能体会到的感受。那份彼此都能感受到的失落感、那份并非所有问题皆有答案的遗憾、那段尽管我们拥有同样的感受却依旧存在的距离，这些感受与我们所处的动荡时代具有非常明显的呼应感。在我们合作的期间，Cathy 和我会分享彼此读过的书籍名称和诗歌－她甚至会寄送一些由挪威剧作家 Jon Fosse 所写下的字句给我。诗歌和散文为我们建立了一项共通的语言。”

现为伦敦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的资深策展人，Zoe Whitley 博士此前曾在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担任监督指导的职位，并在那时共同策办了《Soul of a Nation: Art in the Age of Black Power》，这场展览最后演变成在美国各地巡回的展览，并获得了非比寻常的赞赏。

爱尔兰

策展人 Mary Cremin 的合作对象是雕刻家 Eva Rothschild，其作品特别擅于运用视觉上具有欺骗效果的素材，包括用瓦楞纸板形塑而成的古典石柱建筑，以及套上带有砖块图样之布料的软雕塑作品。

“爱尔兰在女性雕塑家方面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与经验传承，而 Eva 不论在国内或国际上都是她那一世代之中的领头羊。而我第一次与她的作品相遇，是在 2005 年都柏林的 Douglas Hyde 艺廊举办的个人展上，接着便是 2009 年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的 Duveen 艺廊展出的作品《Cold Corners》。那件作品展现出她对于素材和比例的娴熟运用：作品在泰特美术馆那新古典主义风的空间中所陈设的方式，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不论是她考虑作品与观者互动时的陈设方式，还是作品与陈列空间的互动方式，Eva 的作品在这些方面都很大器。她累积下来的经验使她对于素材的运用非常地大胆且果断。她这次在威尼斯展出的作品名称－《The ShrinkingUniverse》－指的是一个科学概念，这个概念认为宇宙正在缩小而非扩张，借以隐晦地形容我们现今透过旅行与通讯使世界在感觉上缩小的过程。Eva 为展览精确考量并选用的元素突显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感受到的那种分裂与不安感，同时产生了一个环境，让观者必须选择是要主动走入作品之中观赏并成为作品一部分，或是置身于外侧成为客观欣赏整体的观察者。这次的展出自始至终都需要合作：这次的专题作品颇为繁复，我们必须要紧密地合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展馆应有的模样有着相同的构想：我们在工作和个人方面皆构筑了一段活跃且互动频繁的关系。”

Mary Cremin 是德里（或称伦敦德里）的 Void 艺廊的管理者，并且是欧洲文化资产 2020 年高威展（Galway 2020,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视觉艺术专题组的一员。

沙特阿拉伯

策展人 Eiman Elgibreen 的合作对象是艺术家 Zahrah AlGhamdi，其运用手工技法制作而成的作品完美地将传承下来的文化与建筑学上的传统结合于一处。

“我第一次见到 Zahrah Al Ghamdi 的作品是在几年前她于吉达艺术周（Jeddah Art Week）上出展时。那时她刚修得博士学位。她以印象中的家乡为灵感，展出一件场域特定的作品，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而想当然，她的作品经过了这些年自然会变得更加优异突出。她将手工技艺再次运用于艺术创作中，这种方式在最近已不大常见，另外她还以非常贴合现代的方式来捕捉沙特传统文化的本质。我们在安装的过程中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她的作品很容易损坏；因此我们只能托付一小群人来协助我们安装作品。”

Eiman Elgibreen 博士是位艺术家，还是利雅德诺拉公主大学（Princess NourahUniversity）的艺术史讲师。她是第 58 届威尼斯双年展沙特阿拉伯展馆中 Zahrah Al Ghamdi 的展览策展人。

苏格兰

Linsey Young 与 Charlotte Prodger 合作，她以影片作品《Bridgit》成为上届透纳奖（Turner Prize）的得主。

“当我在 2012 年于格拉斯哥现代艺术中心（Centre forContemporary Arts Glasgow）首度见到 Charlotte 的作品时，我体会到了身为策展人非常难以体会到的一刻，也就是当你一看便爱上某位艺术家和其作品的那一瞬间－那件作品对我就是有如此的吸引力。我向她自我介绍，之后我们便持续保持联络并成为了朋友，还在数次展演中合作，包括我自 2016 年开始策划、赢得透纳奖的那部作品。我的团队和我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给予 Charlotte 最多的空间与时间，但她的制作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得执行，而撇开其他所有管理规划的工作不提，光是为了协助影片的拍摄以及出席监督音效的编辑，便使我频繁飞快地进出工作室了。其实，我在 2014 和 2016 年曾和 Charlotte 谈起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事情，而很开心地，她在去年答应出展。在今年于此处展出她的作品感觉特别具有相关意义－她在作品中对于身分认同、权威、阶级和土地所有权等等的质疑所做出的探讨，我认为和英国此时此刻的状况具有非常贴切的关联。”

自 2016 开始，Linsey Young 便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负责英国现代艺术方面的策展人，在此期间她还身兼透纳奖典礼的首席策展人。

瑞士

策展人 Charlotte Laubard 合作的对象是艺术家双人组 Pauline Boudry/ Renate Lorenz，其影片装置作品出现许多与性别和身分认同相关、令人困惑并深思的表演。

“我曾看过她们作为双人组第一次创作的影片装置作品《Normal Work》（2007 年）。其中播放的内容是表演家 Werner Hirsch 针对 Hannah Cullwick 拍摄的人物肖像照所做出的演绎与诠释，Hannah Cullwick 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生活于伦敦的一位家政妇，她装扮成各种人物所拍成的肖像照，是一种针对性别、社会和种族方面存有的阶级制度所提出的质疑。因为跨性别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大众的避而不谈，使得我们对于跨性别的历史便知之甚少，这点让我非常地震惊。我另外还深切体悟到身分认同是个需要构筑的过程，为了让身分得以存续，其中的各种特性就必须大范围地反覆展现于众人眼前。这便是她们的作品主要的内容：揭穿身分认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暗中虚构的谎言，找寻新的说法，并让平权与个人之间的差异能有更多存在的空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史上最不愿与他人交流的时代。身分认同成了一个结，将其绑紧的就是那日益加深、拒绝存有差异的趋势。仇恨的言论与将他人冠上污名的行为，自 1930 年代后，便从未像今日一般成为如此突出且显要的话题。如此能动摇所谓『标准形象』的作品，于今时展出或会引起各方对于责任归属的讨论。”

Charlotte Laubard 是日内瓦艺术与设计学院（HEAD – GenevaSchool of Art and Design）的视觉艺术教授，还是日内瓦“LiveInYourHead”此一展演空间的艺术指导。她在 2006 至 2013 年间是波尔多 CAPC 当代艺术美术馆（CAPC,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Bordeaux）的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