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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代我们在气候问题上犯了毁灭性的错误——但我们必须满怀希望地走进2020年

作者:Emily Chan 编辑:yijie.zhang 时间:2020年1月08日 内容来源:VOGUE时尚网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图片库   

文章导读

2010年是当时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十年的末期,全球气温仍在上升。VOGUE时尚网回顾了过去10年是如何错失应对危机的机会,以及一个女孩——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是如何着手改变这一局面的。

根据美国宇航局(NASA)的数据,2010年是当时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与2005年相当。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十年的末期。自2014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每年都在上升。与此同时,2019年11月发表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显示,温室气体排放仍在增加。很明显,我们还没有取得所需的进展。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变化科学教授科琳·勒奎雷(Corinne Le Quéré)评论道,他还补充说:“将全球变暖保持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的目标(专家认为我们需要达到此目标以防止灾难性后果)看起来越来越遥不可及。1.5摄氏度看起来非常困难。为应对气候变化,排放量需要降至零,而实际上已经上升了近10%,我们没有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随着过去十年应对气候危机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2019年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像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这样的人希望我们能够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这一问题,但这位瑞典活动家也坦言缺乏真正的进展。

“革命尚未成功,因为我们唯一想看到的是实际的行动。”16岁的他在12月马德里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说,“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如果从特定角度来看,我们什么也没有取得。”

科学家们反复发出的警告

气候变化绝非新的发现。比如1988年在美国国会上作证的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这样的科学家,30多年来一直警告温室气体排放的危险。自那时以来,有许多重要研究强调了人类活动对全球气温上升的影响,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4年的一份报告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许多变化在几十年至几千年间是前所未有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气候科学中心副主任凯瑟琳·戴维斯·赖克(Katharine Davis Reich)评论说:“自从我们认识到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以来,每十年都是一个错失的行动机会。时间越久,我们集体反应的不足就越明显。”

勒奎雷补充说:“30年来科学讯息在不断重复一个声音,而现在已经进入2020年,人们感到了沮丧,人们在想决策者何时才能清醒。”

许多人认为2018年IPCC的报告是最终帮助传递信息的转折点,因为该报告描述了气候变化的“长期或不可逆转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专家警告说,我们必须在2030年前将排放量减少45%(与2010年的水平相比),以便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摄氏度的水平。“例如,全球变暖已经以热浪、极端降雨和洪水等形式造成了影响,”勒奎雷评论道,“我们现在采取行动是刻不容缓的。”

世界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

为了有机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我们需要世界领导人采取果断行动。直到2015年,第一个主要的全球气候承诺才以《巴黎协定》的形式出现。《巴黎协定》由195个国家签署,其长期目标是将变暖限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但达成这一里程碑式协议的前几年错过了一个机会——2009年在哥本哈根曾试图达成协议,但失败了。

尽管有《巴黎协定》,但大多数国家目前还没有走上实现其目标的轨道。一份2017年的联合国报告发现,即使他们达到目标,到2100年气温仍将上升3.2摄氏度。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决定美国——世界第二大排放国退出协议,这是又一个重大打击。去年1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5届气候变化大会强调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过去十年中的集体无所作为,与会代表未能就增加他们在气候问题上的目标达成一致。

为什么政治家们行动如此迟缓?赖克说:“科学家可以和决策者讨论,直到令他们脸色发青,但事实是决策者不会在没有选民压力的情况下行动。如果我们广大公民没有通过投票、给我们的代表打电话发信息,以及通过其他直接和间接的行动来行使我们的政治权力,我们就不会得到我们需要的变革。”

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效应

2018年8月,当时15岁的桑伯格开始关注气候,原因是世界未能根据科学家的警告采取行动。“一旦你完全理解了气候危机,你就不能不理解它。你必须做点什么,”她在7月份告诉VOGUE时尚网,“我在想:‘为什么什么都没发生?为什么没人做点什么?’。”

桑伯格在瑞典议会外的单独罢课很快演变成了全球学校罢课运动,被称为未来星期五。全球100多个国家的160万年轻人举行了抗议。与此同时,这位少年在2018年和2019年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上会见了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并在横渡大西洋后于2019年9月向国会发表了一篇扣人心弦的演讲。

结合“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等其他运动组织的工作(目前据估计,该组织在全球拥有485个分支机构),桑伯格的影响力是惊人的。“格蕾塔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儿童积极分子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萨拉·阿诺德(Sara Arnold)说。她是“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的一名成员,也是时尚租赁公司Higher Studio的创始人。“如果说在这十年结束时有一线光明的话,那就是政治家的失败意味着激进主义者以非常有力的方式聚集在一起。”

2020年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性

尽管过去十年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错失了良机,但现在世界采取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阿诺德说,“如果我们要满足碳排放量减少的趋势,就需要在2020年开始减少,否则就太晚了。现在不行动就永远没有机会。”

这要求政治家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并立法让污染行业也这样做。“行动需要适当的规模,这需要政府的大量领导,”勒奎雷评论道,“政府可以帮助这些行业远离化石燃料。比如我们要从汽油车转向电动车,那么我们就真的必须培育市场。”

气候危机的一些影响将是不可逆转的。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2010年代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赖克补充说:“现在要保持我们过去所认知气候水平已经太晚了。我们现在的选择是,我们希望它变得有多糟糕?如果我们想平衡这些变化,并使它们保持在我们能够适应的水平,那么我们必须尽快采取严肃的行动。我非常希望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能够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并采取行动保护他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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