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勇于报道战争的女性

2012年二月，我受命在贝尔格莱德搜集战争罪犯的信息。一个早晨，我接到了贝鲁特的一个同事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就在几个小时前，玛丽·科尔文（她的生平现在拍成了由裴淳华 (Rosamund  Pike) 主演的电影《私人战争》）在叙利亚霍姆斯市遭火箭弹袭击身亡。

这个消息让我悲痛万分。我提前结束了贝尔格莱德之行，让一个朋友开车送我到机场，赶乘下一个飞往伦敦的航班。我们在中途停到一片田野，然后走路穿过树林，他告诉我，我应该换一个角度看待我的人生：玛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斗士，即便她死了，她也使一切发生了改变。

在飞机上，我想起了许多年前在复印机旁与玛丽相识的情景。当时我是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非常年轻。她年级比我大，看起来雍容华贵，穿着浅色紧身Calvin  Klein连衣裙。她的卷发拉成了直发，梳理出一个油亮的发髻。

“嗨，我是玛丽。”她语气比较严肃。我们出去抽了一根烟，然后去喝酒，不知不觉就喝了好几瓶，之后我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回到我们各自在诺丁山  (Notting Hill) 的单身公寓。后来，我经常开着我的破旧的Saab汽车，在早上接上她去沃平(Wapping)  上班。通常我们都不说话，因为我们都处于宿醉的状态，这是这份工作附带的坏处。如果我们不在战场，我们就会麻醉自己，从而忘掉在战场上看到的一切。

《私人战争》提到了玛丽从来没有孩子，但没有讲她的流产，她希望的破灭，以及她是如何为了人生变得完整而努力组建家庭的。影片也没有提到玛丽同是战地记者的第二任丈夫Juan  Carlos Gumucio，她想和他要一个孩子，但他在2002年自杀。我是在索马里执行任务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放下卫星电话，哭了起来。

所有这些悲剧促使我在35岁左右时发誓：我要当妈妈，我要和我疯狂爱着的人组建家庭。一年后，也就是在2003年八月，在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遭到炸弹袭击的那天，我和Bruno Girodon结婚了，他是我在萨拉热窝认识的法国记者。他懂我。在我们前往婚姻登记处之前，我们两个人在电视上看了关于巴格达的新闻，我们都咬着指甲，心里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我们不在那里！”普通人不会有那种感觉，但我们不是普通人。战争影响了你的头脑，这是不可逆转的。九个月之后，我们的儿子Luca出生了。

但我们为什么做这份工作？《私人战争》揭示了想要讲述战争故事的人的心理。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女性前辈，她们间接地告诉了玛丽和我应该怎么工作。她们是传奇的战地女记者，其中的很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磨砺了技艺：Clare  Hollingworth、玛莎·盖尔霍恩和Lee Miller。我一直很喜欢读她们的作品和她们生活中的故事。她们有着共同的特点：无畏，执着，独立自持。她们全都生活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都在争取像男人一样自由地工作和生活。她们全都在按自己的规则生活。

1939年八月，27岁的援助人员Hollingworth被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聘为记者。虽然只工作了不到一周，但她在那里第一次出色完成了报道任务。她靠着女性的魅力和杰出的交际手腕，成功说服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让他把配有司机的汽车借给她，从波兰越过边境进入德国，详细报道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她坐在了战争的前排，她真的遭遇了纳粹。

她的第一篇报道引起了轰动：“1,000辆坦克在波兰边境集结。”她说军队已准备好“迅速”部署。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Hollingworth一直处于重大事件的中心：追踪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战争；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采访伊朗国王；破解金·菲尔比 (Kim Philby) 之谜。用她的BBC同事John Simpson的话来说：她总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

盖尔霍恩也毫不逊色。在20世纪30年代，她从美国中西部前往一流的布林莫尔学院 (Bryn  Mawr College)，后来到了巴黎，并嫁给了一位英俊的法国贵族（曾是作家科莱特  (Colette) 年轻时的恋人）。她穿着手工制作的比利时鞋，穿过边界到了西班牙，报道了西班牙内战，并在马德里被围困的佛罗里达酒店 (Hotel  Florida) 和海明威 (Hemingway) 相爱（战争总是会催生浪漫的爱情故事）。战争结束后，盖尔霍恩步履蹒跚地回到巴黎，等待下一场战争。

她没有等很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逼近。她前往冰天雪地的芬兰报道了遭到轰炸的赫尔辛基。之后，当盟军在法国登陆时，她偷偷上了一艘医院船，在海明威的前面报道了新闻。在发生过惨烈战斗的登陆海滩，她从伤者口中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而海明威气得回到了他入住的伦敦的多切斯特酒店(Dorchester  Hotel)，他还试图破坏《哈泼斯杂志》交给她的任务。他们的婚姻很快走到了尽头。

盖尔霍恩和Hollingworth（在去年去世，享年105岁）一样，到了退休年龄仍在继续工作。盖尔霍恩不断报道战争，在中美洲、非洲、越南写游记。为了养活自己和她在战时的意大利收养的儿子Sandy，她写过长篇小说，还写过她所说的“妇女杂志文章”。她之后又和伦敦的一位银行家结婚，打算过上贵妇人般的安定生活，但事与愿违。

一直到视力变得很差时，盖尔霍恩才停止旅行。在肯辛顿  (Kensington) 的公寓，她被年轻的男性仰慕者围绕（盖尔霍恩不喜欢和女人在一起，她更享受男人的陪伴）。和她不同的是，Miller在二战结束后就结束了她的职业生涯，悲伤和物资匮乏已经让她不堪重负。

Miller之前是模特，来自纽约州的波基浦西 (Poughkeepsie)，曾经影响了艺术家曼·雷 (Man Ray)。在20世纪20年代，她被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发现。她帮助雷发明了摄影的中途曝光技术，但功劳都算在了他的头上。和情人雷分手后，Miller为Vogue工作，拿起相机走到二战的前线。

正是从那时开始，她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她拍摄的不加修饰的黑白照片中有士兵，有维也纳医院中垂死的孩子，也有巴黎冰冷的画室里的毕加索。这些照片成为了传奇。同样成为传奇的是她的日记和笔记本，它们被她的儿子Antony  Penrose（他的父亲是英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Roland）精心保存下来。她不仅记录下了战争的苦难和平民的伤痛，也记录了自己的情绪。在执行Vogue交给她的最后几次战时任务时，Miller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唯一的孩子。

Miller遭受了今天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她过量饮酒（同样的事情也折磨着玛丽），情绪严重低落，连续几周将自己锁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在她嫁给Penrose并生下儿子后，她决定将自己的一生致力于烹饪、艺术和友谊。她的儿子对母亲以前的工作毫不知情，直到有一次他在母亲居住的农舍中翻找东西时，找到她被遗忘很久的Vogue底片，才了解了母亲辉煌的成就。

当我前往战区时，这些女性一直是我的守护天使。我认识盖尔霍恩，但我和Miller、Hollingworth从未谋面，我的一个心愿是问她们是如何克服恐惧和孤独的，因为这些情绪是在这份工作中无法逃避的。

正如《私人战争》所揭示的，现在要比之前进行战地报道时危险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时，我作为一名年轻记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我最担心的是当我开车行驶于约旦河西岸时，会有石头砸到我的挡风玻璃。但这个担心很快消失了，没过多久，我就和别人共乘出租车穿梭于加沙地带，车上挤满了我不认识的巴勒斯坦人。我在难民营待了几个月，当发生“冲突”（指巴勒斯坦年轻人和以色列警察或军队之间的对抗）时，我渴望做的事情就是前往第一线，亲身经历催泪弹或石头的袭击。

后来在波斯尼亚，我害怕落下的迫击炮弹离我太近，或者担心被狙击手射中膝盖。但事后回想起来，这和现在流行的绑架和攻击记者相比真是望尘莫及。玛丽的家人相信她在霍姆斯市的住所遭到了巴沙尔·阿萨德  (Bashar al-Assad) 的高级官员的故意袭击。他们提起了诉讼，希望这样做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记者和他们的工作对于记录战争罪行是多么的重要。

每回我告诉人们我的职业时，他们都会感到惊讶。我还有一个15岁的儿子，如果人们不认识我，他们会以为我过着抚养孩子的平静生活。战地记者不是一般的职业，但我很庆幸自己接触到了我的女性前辈，她们照亮了我前方的道路，让我懂得被选择这个角色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相信这是使命的召唤。如果新闻工作是纯粹的，是诚实的，是能为沉默的人大声疾呼、主持正义的，它就是高贵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传奇人物克里斯汀·阿曼普 (Christiane Amanpour) 称新闻工作“照亮了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在观看《私人战争》时，我想到了她的话。这不是一部完美或完全准确的影片——它是好莱坞电影，所以自然会美化战地记者的一生。但它提供了一扇观看世界的窗户，让人们（幸运地）了解到很多人永远都不会了解的世界。

Janine di Giovanni是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她最新写的书是The  Morning They Came for Us: Dispatches from Sy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