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失去了乳房，然后呢？

国内女性发病率高居第一…

我国平均每76秒就有1人被确诊…

对的，说的就是乳腺癌。

2020年，乳腺癌正式取代了肺癌，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癌，同年，我国女性乳腺癌新发病数约为42万例，近12万人死亡。

每年10月是粉红丝带——全球乳腺癌防治宣传月，这样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乳腺癌防治运动，在普及这项疾病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关注乳房健康和预防乳腺疾病的重要性。

 乳腺癌发病率的逐年上升，是其“粉红杀手”称号下残酷的现实。

2007年5月13日，87版《红楼梦》

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因乳腺癌，终年41岁。

2015年1月16日，青年歌手姚贝娜

因乳腺癌复发去世，年仅34岁。

2018年8月15日，樱桃子三浦美纪

因乳腺癌逝世，享年53岁，

而其陪伴许多人多年的童年时光也随之结束。

2022年7月4日，中国台湾歌手朱俐静

因乳腺癌去世，年仅40岁……

近日，胡歌现身在一场癌症相关论坛中，以一名乳腺癌患者儿子的身份，分享了他母亲患病的故事。 

“我是一位有三十年癌症病史患者的家属，曾经，我的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为了那个体面的工作，耽误了最宝贵的治疗时间，但在她最危险的时刻，她用极其平和的语气告诉我：每个人都要有直面死亡的勇气。”

她们比我们想象的，更需要关爱。庞大的乳腺癌患者群体数量还在增加，而我们所能想到的，那些乳腺癌患者所面临的脱发、化疗、生死的抉择……是否足以言说他们的人生困境？

 国外一项随访乳腺癌患者近5年的研究发现，45%的乳腺癌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心理问题，其中42%为抑郁或焦虑障碍，1/5的患者伴有2种以上的精神障碍。国内相关调查同样显示，乳腺癌患者手术2年后仍有高达45%左右的焦虑及60%左右的抑郁存在，在治疗期间患者焦虑的发生率更是高达90%以上。

“感觉对不起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和孩子，我把他们也拉进了这痛苦的深渊，甚至直接想死了一了百了。”

“患病后，我都没有勇气说是癌症，我担心从他们眼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好好的人怎么就得了这种病’的同情。”

“全乳切术手术后的一段时间，我几乎不出门，因为不敢，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担心走在路上，别人那好奇的目光自己无法承受。”

对于很多乳腺癌患者来说，离开医院，并不意味着她们就被治愈了，相反，疾病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归：乳房缺失后的自卑、亲密关系中的敏感脆弱、难以融入社会的孤独感……都让她们与曾经熟悉的人与事在一夕之间变得陌生而疏离。

电影《爱在人间》（Ordinary Love）讲述了当妻子罹患乳腺癌，夫妻如何共同面对病魔的故事。

“死亡不是我所害怕的，我最害怕的是不知道如何处理疼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的庞英博士曾发文谈到，作为医生他们经常听到患者这样说，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心理痛苦或许比死亡更令人煎熬，但积极的方面是，“一些患者在开始接受正规治疗后，内心又有希望了，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还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成长”。

 2010年，IPOS（国际心理社会肿瘤协会）正式提出应该把心理痛苦当做一个生命体征那样去测量、评估和干预，并将患者的心理状态纳入癌症护理的过程中。

电影《已经开始想你》（Miss you already）讲述了两位密友共同抗争乳腺癌的故事。

在依托于专业的心理导师对患者的心理护理之外，来自社会的支持和善意则是每一位普通人可以为她们所做的。

而了解和理解她们正在经历的故事，便是开始。 

“疾病”的隐喻

一直以来，乳腺钼靶X线检查，被看作是早期发现和诊断乳腺癌的首选手段，这些在医学诊疗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X光片，在艺术家周雯静的创作中，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思考。

《增生》，周雯静

数张来自网络上不同国家的乳腺钼靶X光片的医学影像，被周雯静收集并用绘画的方式“写生”出来，最终作成《增生》。谈及这部作品，她这样说道，“很多人一生留下来最重要的图像，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某张个人照片，而是TA得了乳腺疾病之后拍下的X光摄影，以‘乳腺癌’或者‘乳腺增生’命名，在某家医疗网站的网络上无限地传播 ……他们穿着疾病之衣，被疾病命名。”

《一只乳房也很骄傲》，徐毛毛，“画面中只有一只乳房，但是她在喷洒着乳汁，旁边有一个蓝色的手，是我的一个常用的元素，她在为乳房加油打气，红色的椭圆直立的，象征着丰碑。”

艺术家徐毛毛的姥姥在多年前罹患乳腺癌，虽然经过治疗基本恢复，却也切除了一侧的乳房。对于如今已成年的她，回忆起曾经门缝里瞥见姥姥用纱布缠自己胸部的情景，依然感慨万千，“我创作了《一只乳房也很骄傲》，就是想回到小时候那种无所畏惧的状态，也想让每一个因为乳腺癌失去乳房的女性，能从艰难和自我挣扎中，从心底里对自己说，我很骄傲！”。

乳房，作为重要的女性身体器官之一，在对抗乳腺癌的过程中，挑战着女性性别身份的同时，也赋予着她们无所畏惧的勇气。艺术家们的创作视角让我们看到处于不同“凝视”之下的她们，而在这种“凝视”中，我们对于患者的关注从她们的身体，也延续到了她们的内心。

被取代的 “乳房”

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国内的乳腺癌保乳手术比例为22%左右，也就意味着超过七成的乳腺癌患者最终会切除乳房，面对缺失的乳房，少部分的她们会选择乳房再造，通过移植自体组织或植入假体来进行乳房重建，曾以一篇公开信《My Medical Choice》，分享自己对抗乳腺癌故事的安吉丽娜·朱莉，为了降低自己的乳腺癌发病率，便选择了切除双侧乳腺，并进行乳房重塑。

2013年5月，安吉丽娜·朱莉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发信，宣布自己已切除双侧乳腺，并接受了乳房重塑手术。

只不过，相关的数据表明，与国内乳腺癌的高发病率、高手术率相比，中国女性乳房重建率并不高，仅为11.69%。绝大多数的她们，为了弥补，会想尽其他各种办法，比如往内衣里塞海绵，自己缝制布袋，以及佩戴义乳等。

在功能性上，义乳能够帮助术后患者，来维持身体两侧重量的平衡，避免身体过度向“缺失”一侧倾斜，造成过度代偿。而它是否可以真的替代“被切除的乳房”，在填补胸前“空虚”的同时，让身体看起来更“完整”呢？

 工作中的于晓丹

“丢掉义乳”，这样听似略显激进的表达让我们注意到了于晓丹，已从事内衣设计23年的她，自然是了解乳房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回国后一次偶然契机得知，国内很多乳腺癌女性术后并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内衣，再到思考，“这些女性需要一款什么样的术后内衣？” 这背后，是一名内衣设计师对于设计本身的考量，也是于晓丹在听闻她们“被隐秘”的那些痛楚后，同样作为一名女性所希望做出的努力。

为更好的了解这些患者的诉求和反馈，在内衣研发后期，于晓丹工作室先后在北京、上海举办了多场患友志愿者试衣活动。在其中一次的试衣现场，一位年轻患友突然发问道，“穿上这个文胸，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义乳？”，而这也正让于晓丹突然醒悟到，这些女性是否真的需要这些义乳？

是啊，或许义乳从来都不是一次“主动”的选择。

于晓丹工作室试衣现场志愿者Dreamer,她右手臂上的刺青上写着：“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  

实际上,“‘丢掉义乳’，并不是让她们不戴那些模仿人体脂肪的硅胶材质假乳，而是丢掉强加给她们的某种观念，”于晓丹这样说道。对于患者来说，这将是一次艰难的重建过程，却也给予她的设计以启示，为这些曾站在生死之巅的勇士们，制作一件“最柔软的铠甲”，给予她们力量来对抗那些或来自内心、或来自外界的压力和目光，在重建中找回自己的身体。

电影《解码安妮·帕克》(Decoding Annie Parker)讲述了罹患乳腺癌的安妮，在确诊后不但没有放弃生命积极治疗，还积极配合遗传学家进行对抗乳腺癌的医学实验。

生死与“完整”身体间的抉择，显然太过艰难。庆幸的是，疾病并未夺走她们看待自己的权利。你是谁？为了谁？在疾病与身体之上，那份对自我的追问，也许才是对那道伤疤的最好安慰。

疾病的另一面是重生

有时候交流是最好的治愈，那如果让这些乳腺癌患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呢？

在一个名为Breast Cancer Art Project平台上，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乳腺癌患者被鼓励着，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经历。

Adriana Ford用图片记录了自己的患病历程

平台创始人Adriana Ford也是一名乳腺癌患者，34岁时被确诊，而后历经了15个月的治疗周期。在一次关于癌症艺术创作的项目上，她第一次感受到艺术对于自我表达的张力，“那是我第一次通过艺术真正表达自我，而这个过程却意外地有帮助，尤其是对我的心理治疗，那些内心难以表达和处理的情绪，以不一样的方式被释放出来。”而期望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份治愈，则是她创建这个网站的初衷。

Susan Olivera与她的作品们

Susan Olivera在Breast Cancer Art Project创立2个月时便加入其中，参与协调来自全世界范围内患友们提交的作品，“我总是会听到别人跟我说，你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痛苦… 但实际上，我们需要记住确诊癌症从来不是一次死刑的宣判，而更像是一场战争的宣战，在你与癌症的正面交锋之时，生存不再是理所当然，你需要为自己去争取。我选择了活在当下，在一切遭遇之中我会看向更为积极的那一面，而艺术则成为了我抗争和表达的方式。”

美国女作家，当代世界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苏珊·桑塔格曾被诊断为乳腺癌四期，当时毅然决定选择乳房切除手术的她，将自己患病治疗期间的思考写入了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之中，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她提及这段经历时，这样说道，

桑塔格在接受化疗之前剪发（摄影：Annie Leibovitz）

“它给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种凶猛的强度……它真正地让你认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我认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联系，是件好事。当你积极而自觉地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尽最大可能去关注的方式。”

VOGUE, 1990年3月，摄影Peter Lindbergh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理解这些乳腺癌患者们的经历，但当她们的经历以或艺术、或书写的方式被讲述，被传递时，这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呢？之于她们，之于我们，之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或许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展现，那道涅槃重生的光。

至少，这一次她们能够决定自己的故事可以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