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女记者谈全球危机时的新闻报道

2019年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是动荡的一年。关于特朗普总统和英国脱欧的头条新闻在西方占据了主导地位，抗议活动持续席卷香港，苏丹仍在革命造成的乱局下挣扎。如何在危机时刻报道时事，特别是当记者本人遭到攻击时？下面，三名记者向Vogue讲述她们在这个领域的经历，她们受到的影响，以及她们在面对重重困难时为什么能坚持下去。

Channel 4 News记者Yousra Elbagir讲述对苏丹革命的报道

你是如何进入新闻业的？

“我的父母是苏丹的记者。多年来，我的父亲一直被监禁，他效力的报纸多次被关闭。我知道自己想讲故事。我在英国上大学并申请了毕业生工作计划，在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的家人说服了我回到苏丹。我在那里接受了两年的训练，然后回到伦敦，这段经历为我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个人和政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喀土穆是我的家乡。看着它变成一片火海令人揪心。我的苏丹人身份是我能够报道这场危机的原因——他们很少向外国记者发放签证——但这也意味着有很大风险。调查报告发表后，我不得不让我的父母离开这个国家几个星期。我很庆幸父母没有受到其他影响，也很庆幸自己能够回到英国。许多苏丹记者每天都在这样危险的条件下工作。”

你在现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记者经常在苏丹这样的国家被捕，所以你必须机灵。当我们在2018年12月31日报道一次游行时，我们开车前往抗议现场，我们在拍摄时被一支安全部队的车队发现。他们袭击了我们的车，殴打我们的摄影师，抓住我并猛烈地摇晃我，直到我的衬衫被撕开。我把用来拍摄的手机藏了起来，然后交出了我的预付费手机。最终他们释放了我们，我们得以将这些视频加到我们的报道中。很明显，他们不希望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今天当一名记者需要什么条件？

“你不上班的日子有时候是最难熬的。那时你才真正思考你所看到的东西——从尼罗河打捞出的尸体或被点燃的抗议营地。这些图像很难处理，你当下无法处理它们，因为你要完成报道。这种情绪并不是人的弱点，因为它为你的工作增添了一种人性元素，而且我周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团队，他们让我能够感受和处理这些事情。这种报道往往是团队工作。”

《纽约时报》驻外记者Rukmini Callimachi谈追踪报道ISIS

你是如何开始报道恐怖主义的？

“2012年，当我担任美联社西非分社社长时，我开始报道恐怖主义活动。马里是我所在地区的一个国家，当时一个自称是基地组织的团伙入侵了该国北部。2013年，当法国军队前往马里帮助马里人收复北部时，我就跟着他们。当我到达廷巴克图时，居民们带我到恐怖组织曾占据的大楼，在那里我找到了他们留下的数千份文件。这已经成为我工作的标志。像基地组织和ISIS这样的组织有着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这需要大量的文书工作。他们留下的东西最终为了解这些组织提供了路线图。”

你仍然会受到ISIS的威胁吗？

“六个多月前，我去了伊拉克的萨马拉市，ISIS的领导人阿布·贝克·巴格达迪 (Abu Bakr al-Baghdadi) 就在那里长大。我去采访了从小就认识他的邻居。几天后，当我们回去时，我的同事和翻译员收到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在这个社区发现的一张传单。它印在ISIS的信纸上，并写上了我、我的翻译、我的其他当地同事和我们的司机的名字。它说到异教徒媒体在玷污这个社区。

“我们把这封信带给了我们的消息提供者，他们很快指出ISIS信纸中有一个错误：他们使用ISIS的旧名称——它过去被称为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2014年名称进行了变更，所以他们使用的是旧信纸。我们意识到这是假的，有人试图通过冒充ISIS来吓唬我们。那时你必须问自己：‘我拿到我需要的东西了吗？值得回去吗？’”

现在你的工作给你的感觉和20年前比有什么不同？

“那时候，风险就是你会遭遇交火。然后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你开始看到记者成为攻击目标。现在，ISIS已明确表示记者会被视为敌方战斗人员。你在它的领地上被捕就是死罪。我们看到James Foley、Steven Sotloff等人就是这样的遭遇。在我工作的许多地方，记者证曾经是一种中立声明。现在我要把自己看成是被攻击的目标，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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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遇到的第一次机遇是什么？

“我在1996年开始职业摄影生涯。我于2000年移居印度，在911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工作。我拥有对于这个地区来说独特的经历，所以当时我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

你如何决定哪些风险是值得承受的？

“我们的翻译和司机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我们仰赖他们。记者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我在达尔富尔时，不得不等了一个月才拿到有效的许可证。然后那个给我许可证的人在第二天逮捕了我。看看发生在Marie Colvin或Jamal Khashoggi身上的事情吧。我不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过去采访的时候，我的衣服上常常带着一个写有“新闻工作者”的标记，但现在我会穿得像当地人一样，希望这样会安全。”

在2011年，你在利比亚被扣为人质。那次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当时我们在第一线报道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我们已经报道了两周多的时间。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Gaddafi) 的部队从西部进攻，叛乱分子从东部推进。我们记者都是非法进入利比亚的，因为这是报道叛乱的唯一办法。有一天，我们撞到了卡扎菲的一个检查站，并被扣为人质。我们被告知要脸朝下躺在泥土里，他们把枪放在我们的头上，绑住我们，蒙上眼睛。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度过了可怕的六天后才被释放。”

是什么促使你一直前往这些地方？

“我会不断回到那些地区，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们的工作是将世界各地的真实情况告诉人们。这么多平民没有选择。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或成为难民，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房屋遭到轰炸或自己的孩子致残。这是我们不能逃避的。我们都需要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